解縉誕辰650周年學術交流會專家學者觀點集萃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素有“文章節義之邦,人文淵源之地”的美譽,自隋末建縣以來已有1400年的歷史,是江西十大文化古縣。

原標題:回望“大明第一才子”——解縉誕辰650周年學術交流會專家學者觀點集萃

編者按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素有“文章節義之邦,人文淵源之地”的美譽,自隋末建縣以來已有1400年的歷史,是江西十大文化古縣。

11月16日,由吉水縣和南昌大學谷霽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同舉辦的解縉誕辰650周年學術交流會暨紀念大會召開,來自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開大學、故宮博物院等全國各地的40余名專家學者齊聚吉水,穿越650年的時光隧道,共同探討、交流被洪武帝和永樂帝稱為“大明第一才子”的解縉對廬陵文化的影響。

經過大會交流、分組討論、現場研討等形式,專家學者們各展才學,就自己研究領域縱橫捭闔,觀點交鋒,互相促進,最后形成了47篇研究論文。本報記者特輯錄此次活動部分專家、學者觀點精華,以期對研究吉水文化、廬陵文化有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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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水·中國進士文化園參觀考察

“大明第一才子”與《永樂大典》

解縉(1369年12月6日-1415年2月22日),字大紳,一字縉紳,號春雨、喜易,江西吉安府吉水人,明代大臣,文學家。

洪武二十一年中進士,官至內閣首輔、右春坊大學士,參預機要事務。解縉是著名文學家,留下了《解學士集》《太祖實錄》《自書詩卷》等珍貴筆墨;他寫的文章雅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法精絕,被洪武帝和永樂帝稱為“大明第一才子”;尤其是他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匯集了中華文化萬卷精華,堪稱曠世大典,更是中華文明之豐碑。解縉為官清廉、愛國愛民、直言進諫、品格高尚,對于助力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傳承和弘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和教育價值。劉學濱在交流中說:“解縉兼具文人風骨、鄉土情懷和廟堂氣象,是古代士人的典型代表。《永樂大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圣典。”

解縉因為才學高而好直言被忌憚,屢遭貶黜,最終以“無人臣禮”下獄。解縉的死,在此次交流中,學者們至少給出了6種說法,不一一贅述,但通常說法則是永樂十三年冬被埋入雪堆凍死,卒年四十七,謚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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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謁解縉墓

解縉與北京的淵源

□高希/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以“文章節義”而聞名的奇才解縉,生于江南,卒于薊北。其家族與北京早有淵源,他本人亦對北京充滿興趣。解縉平生著作頗豐,但因“疊罹青蠅,蒙禍殊酷,愈多散亡”。其有限的十余卷存世著述中,偶有論及北京的詩文,內容涵蓋歷史、地理、事件、人物、遺跡、文物等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記述可補正史之闕,同時也反映了解縉對北京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這源于解縉的精專與廣博,也與北京作為“天下都會”的重要地位是分不開的。

解縉在北京獄中生活不足兩年,卻在此期間完成兩部書法著述,今雖僅有部分篇章傳世,也不失為珍貴的書學資料。解縉四十七歲早亡,前后出仕僅十余年時間,期間又多在謫途奔波,但他在施政、文章等方面均有作為,其影響輻射到北京,對北京城的興建亦有助力。雖然有關解縉與北京關系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在明初制度建立、皇權更迭、國都遷移的關鍵時期,探討以解縉為代表的江南士紳與北京之間的關系,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學價值。

陽明學與吉水

□李伏明/井岡山大學歷史系主任

吉水作為吉安地方文化(廬陵文化)的核心區域,唐宋以來便是真正的文章節義之邦。解縉不僅為吉水,更為吉安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不過,解縉二十歲中進士,四十七歲便遇難,對地方社會影響不是很大。明代對吉水地方文化影響最大的是陽明學,這是羅洪先和鄒元標等江右王門領袖艱苦努力的結果。

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尤其是在吉安地區。王陽明雖然沒有在吉水任過職,但吉水與吉安府城毗鄰,王陽明的文治武功尤其良知學說深深地吸引著吉水士子。龍光、龍履祥父子,羅琛、周汝員是王陽明的親傳弟子,最著名的是羅洪先和鄒元標。羅洪先是公認的傳承陽明真精神的關鍵性人物,以其“收攝保聚”說馳名于世,鄒元標風骨卓然,是江右王門的殿軍大將,他教人“識心體”,“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

羅洪先和鄒元標都長期居鄉,都特別重視致良知工夫,重視以陽明精神指導社會實踐。羅洪先不僅向讀書人講授傳播陽明學,還通過各種途徑使陽明精神廣泛深入人心,他發布告示,刊印通俗讀物,加強宗族和家族的建設管理,推行鄉約,教育和引導民眾共創和諧穩定的鄉村社會。鄒元標“里居講學,從游者日眾,名高天下”。他在吉水主持或參與建設了家鄉的仁文書院、歸仁書院和瀧江書院,并不辭辛勞地奔波于各個書院講學,對地方社會文化影響巨大。

羅洪先和鄒元標還為吉水培養了大批陽明學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趙弼、尹轍、羅文祥、王安器、王暹、王天球、楊以倫、曾天復、黃希周等人。

總之,吉水的陽明學資源非常豐富,陽明學的現代價值為世所公認,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必須踐行知行合一,研究發掘吉水的陽明學資源,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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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在分組討論交流

解縉二修《明太祖實錄》功不可沒

□謝貴安/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副秘書長

《明太祖實錄》作為記載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官修專史,是洪武朝歷史的史料基礎,地位非常重要。解縉作為明初著名才子,口碑遠播,深入人心,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智慧人物。然而,《明太祖實錄》歷經三修,聚訟紛紜;解縉才高八斗、深受隆恩,卻下場悲慘,死于非命,無論是《太祖實錄》還是才子解縉,都會引發學者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本文將二者結合,對解縉總裁二修本《明太祖實錄》時所處險惡之政治環境及修纂過程進行重新探討;在《修纂凡例》蕩然無存的情況下,用解縉的《進實錄表》逆向推測和考證他預修實錄時的修纂綱領和主題,并用他早年對朱元璋施政分析為文本,證明它對實錄修纂也具有綱領性的指導作用;更用人們較少留意的解縉文集中的史料,對二修《太祖實錄》的人員進行印證、修正和補漏,對豐富和充實中國實錄體史學或不無幫助。

解縉的主要貢獻、精神傳承及人生啟示

□楊巴金/吉水文聯主席、《文章節義話解縉》主要編輯

說到解縉的歷史貢獻,我想主要有四:一是總纂《永樂大典》,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歷史貢獻;二是著作等身,自明初以來學界毫無異議;三是書法大家,其作品那時即為珍品;四是楹聯鼻祖,遺憾的是傳世作品不多。

說到解縉精神的傳承,我想主要有五:一是傳承他機智靈敏、學識淵博的個人修為,二是傳承他入世治國、濟世輔君的思想抱負,三是傳承他寵辱不驚、疾惡如仇的剛正品質,四是傳承他鴻篇巨制、嚴謹治學的學術造詣,五是傳承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說到解縉人生悲劇的啟示,應把握四點:一是揚長避短,找準定位寫人生;二是外圓內方,靈活處事顯真誠;三是能屈能伸,躬身勤事獻才謀;四是謹言慎行,審時度勢識進退。誠然,上述三個方面的歸納,的確是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待當時時代背景下的人和事,有“事后諸葛亮”之嫌。但是,解縉如此有才,最終是以悲劇的形式結束其短暫人生,難道不值得我們當代人總結和深思嗎?

追思先祖,常懷憂國愛民初心

□解福成/解氏安徽淮南宗親代表

我們解氏一脈,源出西周王室,得姓始祖受封于解地,即今山西解縣。唐朝安史之亂后,吉水肇基始祖退翁公,與其子到吉州上任,后定居于吉水縣鷓鴣山,后又遷至吉水縣城,一千余年來,世有科第。解縉的高祖解夢斗,為宋太學上舍生;曾祖解應辰,為宋漕舉進士、曾任永豐縣主簿;祖父解子元,為元代進士,任安福州判官;父親解開,為江右一代大儒,世稱“筠澗先生”。解縉出生于文化世家,自幼聰穎異常,于洪武二十一年與兄長解綸、妹夫黃金華,登同科進士第,被譽為“一門三進士”。

先祖解縉在政治、思想、文學、藝術以及文獻編纂上的突出表現,都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今天,追思先祖,其宏才浩志、忠貞之氣,每每令我等后輩肅然起敬。解氏子孫要堅守憂國愛民的初心,奮發進取,艱苦創業,為祖國的繁榮作出更大貢獻;要同心同德,與時俱進,為推動解縉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作不懈努力,為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

我們作為外地的解氏宗親,很高興地了解到,吉水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解縉文化研究與傳承,今年修繕了解縉墓,拍攝了《解縉與<永樂大典>》電視專題片,出版了《文章節義話解縉》專著,開展了解縉詩詞研究等。這些舉措,都是傳承文毅公精神,彰顯廬陵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表現。

廬陵文化研究的基礎和方向

劉后濱/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邊疆史和區域史兩方面的研究積累,為我們在新階段研究廬陵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啟發和借鑒。據我個人的閱讀和研究體驗,當前開展廬陵文化研究值得著力重視的方面主要有:

一是基礎資料的整理,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需要有所規劃,尤其是一些尚未刊布的關鍵性資料,包括人物和家族相關文獻資料的發掘整理。已有的資料整理成果,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比如《廬陵古碑錄》《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白鷺洲書院志》《吉州書院志》《萬歷吉安府志》《永樂東昌志》等等。盡管從文獻整理的規范來說,有的還略有瑕疵,但為廬陵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基礎資料。

二是學術議題的凝練,站在整體史的高度來發掘廬陵地區歷史文化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地方史來說,資料整理和人物研究是基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關注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專題,包括制度史、財政史、社會史、宗教史等,才能進入到整體史的層面,回應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議題和主要線索。例如陳時龍撰《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便因此構成其專書《明代的科舉與經學》的基礎,開掘出新的議題,將明代科舉制度的研究推進到新的深度和高度。

三是加強與學術界的合作,充分重視本地學者的鄉土情懷和學術熱情,要克服文人相輕的不良心態,同時也要開門搞文化建設和學術研究。宋明時期廬陵文化之所以繁榮發展,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要揭示其背后的歷史信息,就需要深入到當地的城鎮、鄉村去發掘和調查研究。在當前體制下,需要在一定的學術規劃、平臺建設和經費支持下設立課題,招賢納士。同時要重視對現有研究成果的總結和吸收,梳理學術史是研究的起點。海內外學者有不少利用廬陵地區歷史資料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例如美國學者達第斯出版的《中國明朝的一個空間:14至17世紀的江西泰和縣》,英國學者何安娜所著《宋元時期的吉安士人與地方社會》等。這些研究表明,吉安地區在國際明史研究中受到了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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